东西问|文明根性特别策划(三)之六:王仁湘:如何从符号看信仰和中华文明?

(东西问)文明根性特别策划(三) 之六:王仁湘:如何从符号看信仰和中华文明?中新社北京2月26日电 题:如何从符号看信仰和中华文明?——专访考古学家、中国社会

  (东西问)文明根性特别策划(三) 之六:王仁湘:如何从符号看信仰和中华文明?

  中新社北京2月26日电 题:如何从符号看信仰和中华文明?

  ——专访考古学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

  作者 文龙杰 徐皇冠

  符号对文明的意义不可小觑,文明的诸多重要特质体现或蕴藏在史前符号中。正如美国学者杜威(John Dewey)在《哲学的改造》中所言:“人由于保存了他以往的经验而与低等动物相区别……因此,人不像野生动物那样,生活在一个单纯的实在事物的世界中,而是生活在一个象征与符号的世界之中。”

  表达着“追求光明、团结奋进、和谐包容”精神寓意的“四鸟绕日”金箔图案在十七年前被定为“中国文化遗产标志”。诸如此类的符号还有哪些?这些符号如何呈现文明“品格”?对此,著名考古学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,畅谈中国史前符号时代及其所体现的“开放”与“包容”文明特质。

 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
  中新社记者: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史最直接的起点是成熟文字的出现。近来您在《书写与讲演》中提出“符号时代”的新概念,有何具体内涵?

  王仁湘:史前中国出现了符号,这不是新发现,也不是新定义。但史前符号时代,则是一个新概念。

  史前符号受到许多学者关注,但多仅考察“是不是文字”,或判断“距文字多远”。关于符号的诸多本质还未来得及辨识清楚,未意识到它们较文字有更重要的意义。

  现代社会充满各类符号使信息传导变得迅捷,人类的行为与思想都感到明显受益。在信息社会,不能想象若无符号参与,将是如何“左右为难”。

  但符号并非只属于现代社会,它同人类与生俱来。当然,时代越早,符号体系越简单、越直白。符号由人类创造,是人类的思维产品,也是一直伴着人类成长的知识体系。史前存在一个专属的符号时代,符号也在此时初生。

  一般认为,文字出现是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。在史前符号时代,符号并不是文字,却有准文字意义,甚至发挥了比文字更重要的作用。文字有形、音、义,而符号有形、名、义,即有约定的名称无确定的读音。史前时代的符号更多具备象征意义,并非用于记录语言。

  文字的出现和文明的形成与符号有关。符号时代是文明时代的孕育阶段。文明时代到来后,符号并没有消亡,而是更加蓬勃发展。

  其实,在史前符号时代,符号已发展成熟,或已有超过文字的意义。可以展望,关于文明时代及文字标准的定义会发生改变,文明史的长度会大大向前延展。

中国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表性器物之一、被誉为“中华第一龙”的辽宁“玉猪龙”。中新社记者 赵莹 摄
中国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表性器物之一、被誉为“中华第一龙”的辽宁“玉猪龙”。中新社记者 赵莹 摄

  中新社记者:任一符号都具有象征意义,符号时代的符号是如何提炼出来的?早期中国流行符号主要有哪些?

  王仁湘:我所说的符号时代的符号,并非指所有符号,而是那些辨识度高且流行时空很广的符号,如陶器上那些零星的刻画符号都没有计入。

  符号的提炼,是符号创制的关键,是形象思维的结果。但形象思维并非简单再现事物的形象,而是通过想象和联想加工出新形象,即能被感知的图形、图像、图式等符号。在这个过程中,需将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巧妙结合,“得意忘象”才能完成符号创制。

  比如,仰韶文化彩陶鱼纹多是通过纹饰拆解途径形成。鱼纹全形在完成由典型鱼纹向简体鱼纹演变后,又创造出均衡对称的菱形纹,这属于结构严谨的直边形纹饰系统。变形的鱼唇在拆解后,分别生成了西阴纹和花瓣纹,这是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两大弧线形构图系统。

仰韶文化彩陶鱼纹。中新社发 成浩 摄
仰韶文化彩陶鱼纹。中新社发 成浩 摄
仰韶文化鱼纹演变示意图。受访者供图
仰韶文化鱼纹演变示意图。受访者供图

  鱼纹无形,鱼符无鱼。如此,循着艺术发展的规律,许多彩陶纹饰经繁简转换,从“有形有象”到“无形无象”,最后多呈现为几何纹符号。

  仰韶文化彩陶还有一个“大鸟纹系统”,也是通过简化和解构方法,完成鸟纹的几何符号化,隐没了写实的鸟形。

  鸟与鱼,这一对恒常的艺术主题,在彩陶上大放异彩。水和鱼,太阳和鸟,也是后来中国文化中阴与阳、水与火的象征。

  时代更早的南方高庙文化的白陶纹饰也是如此,大量纹饰只是用一些图形指代崇拜的对象。

  非常多的白陶图案表现的是一张大嘴,两对大牙,还有大量与鸟形相关的图形,一些画面上见到飞鸟双翅上有獠牙神面。这些鸟与鸟翅代指的是神话中的日乌。翅间有太阳图形,是日乌载着太阳飞翔。高庙文化白陶的发现让我们确信,日乌神话在8000年前就已形成。

  高庙文化陶器上的獠牙神面应是太阳的灵魂所在,是当时公认的太阳标识。光芒万丈的太阳,被高庙人描绘成口吐獠牙的模样。这獠牙神面又与鸟同飞,或是自己长出一双翅膀飞翔。獠牙在太阳里面,獠牙在日乌身上,高庙文化无器不獠牙,可以想象到獠牙神面在高庙文化中无所不在。

高庙文化獠牙类型示意图。受访者供图
高庙文化獠牙类型示意图。受访者供图

  在太阳与獠牙之间,我们很难找到直接联系,但出于对光线的联想,将日光提炼为獠牙之形,似乎就并不难理解了。

  白陶上还发现有八角星图形,有全形八角星,也有半个八角星。八角星在很多史前文化中都能见到,有彩绘的,也有刻画的,还有玉雕的,分布广,延续久,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符号,也是太阳的象征。

大汶口文化陶盆上的八角纹。受访者供图
大汶口文化陶盆上的八角纹。受访者供图

  成都金沙村出土的古蜀时代的“四鸟绕日”金箔也与太阳有关。图案中四只正在飞翔的鸟形,四鸟首尾相接,环绕成一周。太阳在天上由东向西运动,动力何在?古人很自然地想到了鸟,在他们的视线里,只有鸟才能在空中翱翔。于是,人们这样想象,一定是会飞翔的鸟带着太阳越过天空,那太阳一定有神鸟相助,它们是日乌。

“四鸟绕日”金箔。中新社记者 郑劭淳 摄
“四鸟绕日”金箔。中新社记者 郑劭淳 摄

  中新社记者:早期中国流行的符号是如何传播的?又怎样体现包容与开放?

  王仁湘:人类认识宇宙和自然,对形象信息进行主观认识和思维加工,用特定形式记述与描绘出来,创制出原初符号。这样的符号在后续的传播中还会得到修饰,最终会以完备形式流传于世。

  符号学不但研究人类文化,还研究人类的认知活动、心灵活动。最初的那些符号与信仰有关,信仰是符号传播的驱动力。信仰赋予符号以灵魂和生命,也赋予符号包容与开放的属性。信仰是让纷杂的社会获得秩序的必经之路,而符号又是大脑艺术加工出来的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标识,其丰富多元与广泛传播是中国文明中包容与开放特质的体现。

  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(Charles Sanders Peirce)有一句名言是“只有被理解为符号才是符号”,其要义是符号要易于理解和接受,接受就是认同,认同才能传播。

  皮尔斯认为,符号可分成三种:像似符号、指示符号、规约符号。其中,规约符号是指与对象间没有内在联系,但约定俗成。白陶上的獠牙神面,就属于这类符号。獠牙与太阳并无明确联系,但却传播得很广,从南到北,白陶、彩陶、玉雕、石刻上都有其踪影。

  高庙陶器上刻画的神面,构图完整,形态固定,大都已相当简化,只留下一张龇着上下两对獠牙的嘴。

  仰韶文化彩陶上也绘有獠牙神面,是很生动的人面形象。良渚文化玉器上微刻的神面普遍都有獠牙,也是上下各一对,一般是兽面。石家河文化玉神面以长长尖利的獠牙为特征,上下各一对,神面几乎都是人面形。

良渚玉琮及獠牙神面纹。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
良渚玉琮及獠牙神面纹。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

  白陶的压刻,玉石的雕琢,彩陶的描绘,这三次艺术浪潮留下类似的神形,这已不只是艺术层面上的延续,而是信仰体系的认同。

  综观史前的獠牙神面符号,可得出这样几点印象:流行年代约在距今8000-4000年前,在南北地区大范围流行;獠牙构图基本类似,上下各一对,上牙居内下牙居外,风格一脉相承。这样看来,獠牙神在史前得到大范围、长时段的认同,可确定与崇拜和信仰相关,体现了开放与包容的精神。

  将动植物人格化,是史前人造神的固定方式。一种动物图像安上人面之后,便有了神格。史前的獠牙神面像,是在人面上加饰了动物獠牙创作而成。獠牙神面作为一种信仰符号,还有前面提到的八角星纹,能在久远的时空范围跨越各个文化传播,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开放与包容。

  值得一提的还有安徽双墩文化陶器上的鱼纹符号,由两条简单弧线交叉表示一条鱼的轮廓。这样的符号还出现在河南中西部的仰韶彩陶上,正是得益于开放与包容,其生命力才以千年计。

双墩文化的鱼纹图集。受访者供图
双墩文化的鱼纹图集。受访者供图
庙底沟文化陶器上的鱼纹。受访者供图
庙底沟文化陶器上的鱼纹。受访者供图

  符号在交流过程中传达人类的思想,传达信仰,也传达艺术。符号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借鉴与吸收,是文化上开放与包容的写照。

  文明与史前,是人类两个大时段的划分。符号虽在文明时代也广泛使用,但与其在史前的作用与意义明显不同。在开放与包容的基础上,多元一体的文化准备,也许是由符号的认同开始的。由符号认同,可看到信仰的传播,看到艺术思维的发展。

  中新社记者:您认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路径还有哪些?

  王仁湘:考古发现让我们了解到史前有一个专属的符号时代,在文字出现之前,符号已开始统领一些特定区域的人群。符号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,也让人们彼此理解,秉持着开放与包容,实现彼此认同。

  早期符号更多具有信仰的性质,是开放的也是包容的,得益于此在传播中才吸引更多关注,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

  人类早期的信仰,体现为对宇宙和万物的认识。在文字出现之前,图式符号已成为信仰的重要表达方式。史前的符号还不是文字,却记录着人类的灵魂思维。

  史前符号一般是由信仰内涵提炼出来的几何图形,强调象征意义。以阴阳观念为核心的方圆符号,以太阳崇拜为核心的獠牙与日乌符号,记述着古老的信仰所认同的历史,正是华夏文化的根脉所在。解码这些符号的意义,有助于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与根脉之所在。

  中华文化从史前符号时代算起,就开始了时空广大的交流融汇,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一体的品格。中国文明形成的解释模式,思维与精神一途一直是缺席的。注意到那些古老的符号,那些与信仰相关的符号,那些指引思维方向的旗帜,一定会有更多新发现。(完)

  受访者简介:

  王仁湘,考古学者,文化学者,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,先后受聘南京师范大学、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、上海交大人文学院特聘研究员。主撰和主编著作一百多种,主要有《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》《中国史前考古论集》《半窗意象》《凡世与神界》《藏王陵》《混沌初开》《饮食与中国文化》《往古的滋味》《善自约束—古代带钩与带扣》《方圆一体——玉琮研究》《大仰韶》《南藩海昏侯》等。近年重点关注早期中国艺术中的信仰内涵研究,相关撰述将陆续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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