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西问 | 黄景春:“财神”昭示了中华文化怎样的财富观?

(东西问)黄景春:“财神”昭示了中华文化怎样的财富观?中新社上海2月5日电 题:黄景春:“财神”昭示了中华文化怎样的财富观?作者 李鹏 樊中华“爆竹一响把门开

  (东西问)黄景春:“财神”昭示了中华文化怎样的财富观?

  中新社上海2月5日电 题:黄景春:“财神”昭示了中华文化怎样的财富观?

  作者 李鹏 樊中华

  “爆竹一响把门开,增福相公进家来。左如意,右元宝,财也来,福也到。”“财神节,求财神,财神一早进家门。抬头喜,出门顺,还有全家幸福运!”

  春节前后,关于“迎财神”的民谣在中国大江南北口口相传,财神年画和祈福活动等亦成为“年味”不可或缺的部分。起源于宋代的财神文化,缘何流传近千年而依旧颇受民间钟爱?中国的财神信仰又昭示了哪些独特的财富观?为此,中新社“东西问”独家专访了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中文系主任黄景春。

2018年2月,济南千佛山工作人员扮成“财神”为民众赐“福”。当日是农历正月初五,民间传说是财神的生日。众多民众云集济南千佛山迎“财神”,祈愿新年好运来。中新社记者 张勇 摄
2018年2月,济南千佛山工作人员扮成“财神”为民众赐“福”。当日是农历正月初五,民间传说是财神的生日。众多民众云集济南千佛山迎“财神”,祈愿新年好运来。中新社记者 张勇 摄

 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
  中新社记者:中国“财神”的形象从何而来?近千年来是否有所演变?

  黄景春:财神起源于宋代时期的“财马”,但没有文献记载过“财马”是什么形象。元代民间信奉增福神、增福相公,但也没有具体名字。随着财神信仰的逐步发展,“财神”才开始有了具体的姓名和形象,且越到近代,财神越多,不断有新的财神被创造出来。比如关公就是清代中期以后才被奉作财神的。

  同时,财神在不同地区也不一样,如北方会以比干为财神,南方则是商人范蠡、沈万三、赵公明是最常见的财神。佛教中的弥勒佛也常被奉为财神。

  此外,学界还有文财神、武财神、正财神、偏财神、准财神等分类,但这不是民间行为。老百姓信仰财神,但常不知道自己所拜的财神是哪一位。

  我们常说的“五路财神”,可追溯至印度佛教中的五通神,随佛教传入中国。民间以“求财”为目的供奉五通神,但其到底是一个神还是五个神,也并不确定。

  “五路财神”一解为东西南北中五路都能得财。也有说赵公明和他的四位助手合称“五路财神”。江南地区的《五路财神宝卷》则称有一位孝子,与其四个结义兄弟一起做生意,赚的钱家里堆不下,于是五人决定要做赔本买卖,将钱财散给天下人,但越是想赔本,越是歪打正着地赚更多的钱。他们能赚钱,又愿散财给百姓,就成了广受喜爱的“五路财神”。

  由此可看出,中国的“财神”有这样几个特点:首先是形象并不固定,但大都是能体现中华传统美德,体现忠孝信义仁勇等品质的人物形象;其次,民间信仰财神,从单纯“求财”到不断丰富其内涵,将祈求健康、平安、好运、幸福等都包含在内,使其民间根基非常深厚;第三,财神文化兼容并蓄,融合了儒家思想、道教信仰、佛教信仰等内涵;第四,官方和民间共同参与了财神形象构建,并实现了价值观上的统一;第五,“财神”随着时代和环境变迁不断演变,成为因地制宜、可扎根本土亦可传播海外的信仰文化。

2021年2月,高达4米多的“财神爷”装扮的开运牛像树立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市鸡场街街口,为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地添加节庆气氛。中新社发 鸡场街文化坊 供图
2021年2月,高达4米多的“财神爷”装扮的开运牛像树立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市鸡场街街口,为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地添加节庆气氛。中新社发 鸡场街文化坊 供图

  中新社记者:是否可以说“财神”体现了中华文化特殊的财富观?

  黄景春:是的。如果我们细考“财神”的形象,可以看出,它较综合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统价值观,如刚才所说的忠孝信义仁勇等,通过财神敬拜仪式和民间故事得以代代相传。

  此外,财神还蕴含了“生财有道”“勤劳致富”的涵义。例如,比干是正直无私的忠臣,在《封神演义》中被加封为文曲星,主管科举考试。而古代读书人十年寒窗,正是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谋取官职,获得俸禄,因此将比干当作文财神,有其内在逻辑。

  正因财神信仰蕴含多重文化内涵,很多华人漂洋过海去海外谋生时,也将中华财神信仰带了过去,虽然具体形象从关公、赵公明、弥勒,甚至乾隆(谐音“钱龙”)等不一而足,但至今仍蓬勃不衰,代表着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,根之所系,生生不息。

2020年1月,一位“财神”在旧金山“中国城”的春节花市上向市民散发礼品。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
2020年1月,一位“财神”在旧金山“中国城”的春节花市上向市民散发礼品。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

  中新社记者:西方神话中也有掌管财富的神,中西方的财神文化是否具有相通性?

  黄景春:其他国家也有类似于财神的形象。最为典型的如古希腊神话中的财神普路托斯,是一个头饰叶冠,手持丰饶角的儿童形象。丰饶角可倒出无穷无尽的粮食,就像中国财神的聚宝盆。

  但后来,普路托斯蜕变成了瞎一只眼、瘸一条腿的流浪老翁形象。这与古希腊思想家对财神的批判有关。当时社会贫富分层,人们认为奸诈的商人、满口谎言的政治家都非常富有,但勤劳善良的人却很穷。财神双目失明,因此他分财不均;跛足瘸腿,所以他总是姗姗迟来。

  从中可看到,一方面,中西方的主流宗教、哲学对钱财都持批判态度,这是相通的。例如中国西晋文学家鲁褒著《钱神论》,批判金钱对君子道德和社会公平的侵蚀;西汉辞赋家扬雄有《逐贫赋》,体现守贫乐道的美好志趣;韩愈有《送穷文》,看似“送穷”,实则志在“留穷”,表达了清贫可养君子之德的思想。

  另一方面,中西方哲人都意识到了贫富差距的危害性,并试图以一定的方式对此进行调节。例如,圣经《新约·马太福音》中记载了让有钱人更有钱、让穷人更穷的所谓“马太效应”的故事,而《老子》中也提及“人之道”是“损不足以奉有余”,都意在警醒世人防止贫富差距拉大破坏社会和谐。孔子提出“有国有家者,不患寡而患不均”,对贫富分化表示担忧。古代哲人教导人们,在有了钱财之后,应通过“散财”来扶助穷人,维护社会的相对公平与稳定。如基督教的“什一税”,佛教、道教以信徒的捐献来周济穷人等,都具有调节社会财富的功能。

  中新社记者:西方为什么没有形成财神信仰?基督教新教伦理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的内在动力,您如何看待这一“财富信仰”?

  黄景春:西方没有形成财神信仰,一是因为基督教具有排他性,它进入希腊后,古希腊文明中断了。

  二是反观基督教教义,认为“富人进入天堂,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艰难”,但同时又提出,富人可以通过捐赠钱财,购买“赎罪券”,搭建通往天堂的阶梯。

  但通过售卖“赎罪券”,收取“什一税”,教廷变得非常富有,教皇生活奢靡,教堂愈加豪华,传教士腐败不堪。价格高企的“赎罪券”最终引发了底层百姓起义,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。

  宗教改革后,新教对财富的观念有所转变,认为职业劳动本身是上帝赋予教徒的至高无上的“天职”,只有兢兢业业地工作,获得世俗的成功,才能证明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人,因此获得和积累财富成为自我救赎、得到上帝保佑的标志。

  可以说,新教财富观的转变顺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转型,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大发展,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。但这些财富观念都源自于单一的宗教内部,不成为独立的信仰,因此比起中国形象丰满、寓意丰富的众多财神,西方对财富的理解比较单一。

  同时,在当代,人们对财富的认知不仅来源于宗教信仰,还来源于国家理念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别,也形成了中西不同的财富观。

  中新社记者:正如您所说,当前人们对财富的认知更加多元化。在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裕的当下中国,财神信仰为何又迎兴盛?

  黄景春:千百年来,中国老百姓都处于比较贫困的境地,拜财神展示了人们想要摆脱贫穷的深切愿望。

 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,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提出了“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”。让人民彻底摆脱贫困,这与百姓在财神信仰中表达的愿望是相通的,因此当代财神信仰复兴,有其时代背景。

  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,进一步提出将“鼓励勤劳创新致富”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则,“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,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”。

  勤劳创新致富,实现共同富裕,这与社会主义的宗旨相一致,也是对中国传统财富观的继承和发展。2021年,中华民族实现了几千年发展历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,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.2万美元。

2022年1月18日,重庆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举行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分红大会。2021年全村“三变”改革红利近290万元,分发给1164位村民。中新社记者 何蓬磊 摄
2022年1月18日,重庆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举行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分红大会。2021年全村“三变”改革红利近290万元,分发给1164位村民。中新社记者 何蓬磊 摄

  今天,财神信仰在民间流行,与中国几十年来着力发展经济并行不悖,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有着内在共鸣。随着国家发展蒸蒸日上,人们向财神求的更多是平安健康,认为这是最大的财富,这也体现了中国百姓对太平盛世的祝祷,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(完)

  受访者简介:

  黄景春,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中文系主任,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、中国俗文学会常务理事、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。主要研究中国民间信仰、民间文学、道教等。发表论文80多篇,出版专著十余部。《中国古代小说与民间信仰》《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》分别获得第12届、第14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之学术著作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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